俄国文化有一种伟大的病态-世界资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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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资料图片)

有个网友问过一个问题：俄国的文化这么辉煌灿烂，可为什么俄国却如此步履维艰，总是会犯一些莫名其妙的低级错误？

这个问题我以前就想过。我的个人看法是：俄国的文化虽然辉煌灿烂，但是它就像俄罗斯这个国家一样，本身就有致命的缺陷。而且，俄国文化的魅力，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这种缺陷。这种缺陷培养了一种深刻，一种病态的深刻。

俄国文化的核心是文学。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是一种巨无霸的存在。你要问当时的欧洲作家：“现在哪个国家的小说最好？”他们会众口一词地说：俄国。毛姆是个典型的英国人，对俄国人神神秘秘的宗教情结很不以为然，但就连他也不敢放肆。毛姆说文学史上有四个顶级的小说家，俄国占了两个：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。剩下两个是狄更斯和巴尔扎克。

人人都说俄国小说好，俄国小说也确实好。现在时过境迁，回过头来再看这所谓的“四大小说家”，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比狄更斯和巴尔扎克高出一大截。狄更斯、巴尔扎克的好，是你看得见摸得着的好，像庭院，像花园，我们这些普通人可以游览其间；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，是那种山峰式的好、深渊式的好。凡人至此，屏息静气。

但是他们的“好”里，有一种病态；或者不如说，他们的“好”，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这种病态。

陀思妥耶夫斯基

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态非常明显。他笔下的人物都活在疯狂的边缘，沉溺于苦难中，然而在苦海里获得灵魂的大欢喜、大飞扬。托尔斯泰的病态则是另外一种。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往深渊里沉潜，而托尔斯泰是往山巅上攀爬。爬到最高峰上干什么呢？布道。整个世界伏在他脚下，托尔斯泰用道德的戒律来规训它，呵斥它。从莎士比亚到莫扎特，从莫扎特到波德莱尔，他都要批判。他心目中自有一个天国，纯洁质朴，无限光明。

在俄国文化里，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对峙的双峰，但是他们殊途同归，都走到同一个终点：反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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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位网友在我微博下评论说：不知道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乌克兰战争会有什么评论。

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然会坚决拥护，因为他是个极端的斯拉夫主义者。在《一个斯拉夫主义者的自白》中说，他说俄国“绝不想掠夺和扩张，而是想去解放被压迫和受虐待的人们，为了他们和人类的幸福，给他们以新的生活。”这话真是让人难以置信！对于俄国之外的欧洲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极端痛恨，提起来就咬牙切齿。有位俄国评论家曾经说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里有一种充满仇恨的愿望，那就是欧洲的毁灭。“欧洲是他等待着甚至渴望毁灭的。”

他对欧洲有多仇恨，对俄国就有多热爱。而他对俄国有多热爱，对沙皇就有多仰慕。很多人有种错觉，以为沙皇曾经流放过陀思妥耶夫斯基，所以他一定是敌视沙皇的。绝不是这样。在骨子里，他是仰慕强人的。强人对自己的虐待，他心甘情愿地忍受。

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私信里说：

我们国家的仁爱主旨是一种极其伟大的思想，欧洲对这一思想可真是一窍不通。我们俄国人民将自己的爱心奉献给我们的沙皇，只信任他，而且是彻底信任他。对于人民来说，这是圣事，是神品，是坚振。对此西欧派是完全无知的。

这还是伟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吗？还是那位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和《罪与罚》的作者吗？

是的，就是同一位陀思妥耶夫斯基。而且，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和《罪与罚》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这个狂热的仇恨者。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里有段非常著名的“宗教大法官”章节。在那个故事里，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，耶稣给人们自由意志，但其实人类不需要自由，甚至渴望交出自由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防止他们的毁灭。这就像微博大V说的“你要自由干什么？”有位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家说：他认为人类只能在严酷的神权统治和堕落的虚无主义中二选一，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更认可前者。

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。那么托尔斯泰呢？

托尔斯泰无疑会反对战争，而且他反对一切战争。那是他在晚年“得道”以后的想法。在早年间，他的想法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差不太多。沙皇俄国残酷镇压波兰起义，而托尔斯泰对此是满支持的。他说：“我对波兰人，实在没什么同情。”在他看来，波兰人就是一群捣乱分子。

得道后的托尔斯泰

他中年得道（大约是在完成《安娜.卡列尼娜》后不久）以后，想法陡变，开始信奉绝对的和平主义，宣扬“大爱无疆”。但是在这种“大爱无疆”背后，隐藏着一种对人类的莫名憎恨。托尔斯泰在撰写各种道德训诫小册子的时候，还注意穿西装打领带，表现得比较得体。可一旦写起小说来，还是忍不住会宣泄自己的情感。

托尔斯泰晚年写过一篇又精彩又可怕的小说《克莱采奏鸣曲》。这篇小说的主旨是：性是猪狗般的行径，男人是好色的畜生，女人是勾引男人的阴谋家，人类的卑鄙堕落真是无可救药。在这篇小说的开头，赫然引了一段圣经里的话：“有一生下来是阉人的,也有被人阉的，并且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。这话谁能够领受，就可以领受了。”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.罗斯福读了这篇小说后，吃惊地说：作者是个性变态啊。

其实这倒不是性变态，也不是单纯的厌女症大发作，而是他对人类精神状态的深深鄙视。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迷恋“罪恶”，相信罪恶是通往救赎的秘密通道。而托尔斯泰则极度地憎恨罪恶，想把它从人类精神世界里彻底地剔除掉，一丝一毫都不剩。

但无论是迷恋还是憎恶，他们都被“罪恶”这个话题深深地吸引了。“罪恶”占据了他们创作意识的中心。我觉得这正是他们作为作家的终极魅力所在，但同时也是病态的征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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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不仅仅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，而是整个俄国文学的特点。

我不知道大家读小说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，反正我读俄国小说的时候，感觉非常奇特。它们跟所有国家的小说都不一样。俄国小说庞大无边、铺天盖地，创造气氛的能力举世无比，但同时它们又有某种古怪的单调。英国小说、法国小说形形色色，而俄国小说却隐隐有种统一性。它们都极度关注光明与黑暗、道德与罪恶，深信精神的力量。从托尔斯泰到契诃夫，从梅列日科夫斯基到索尔仁尼琴，一流俄国作家的小说都是如此。

而且，它们无一例外，都极度地鄙视庸俗。

这一点上，欧洲小说跟它们真的不一样。就拿狄更斯来说吧，狄更斯当然是一流小说家，托尔斯泰都很佩服他。但是跟俄国大作家比起来，狄更斯确实是不可救药的庸俗。

狄更斯的小说里有好人，有坏人，也有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人，但没有超凡脱俗的圣人，也没有恐怖的恶魔。在狄更斯看来，苦难是不好的，但它不是什么“人类的精神本质”，不过是一种需要被改变的社会状况。

小市民气息浓郁的狄更斯

至于理想，狄更斯的理想也凡俗得很。奥威尔就嘲笑过他的浅薄。他说狄更斯的理想生活什么？可不是什么精神世界的光明，说起来真是俗气得要命：

十万英镑，一栋爬满常青藤的老房子，温柔体贴的妻子，一窝小孩子，而且不需要上班，安全，舒适，太平，尤其是温馨。老朋友坐在你家火炉边说着陈年往事，孩子在你膝下咿咿呀呀，喝着冰镇的潘趣酒，鸭绒被里放着汤婆子，圣诞节晚会上玩字谜游戏……一想到这些，狄更斯就心满意足。

真是相当的小市民啊。这跟托尔斯泰的宏伟乌托邦、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救赎深渊怎么比？

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小说家，确实要比狄更斯显得更“伟大”。《卡拉马作夫兄弟》绝对比《大卫科波菲尔》更让人震撼。狄更斯、巴尔扎克在小市民世界里流连忘返的时候，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探索到了人类精神未尝到达的疆域。

但是——但是——这是作为文学来说的。如果从社会的精神状态来考虑，狄更斯绝对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正常、更健全。

一个社会里，当然可以有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天才人物去山峰，去深渊，但是它也绝对需要狄更斯这样的知识分子去做压舱物。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，只是文学不够深刻和震撼，没有狄更斯这样的知识分子，社会却会倾覆。

我们都觉得，伟大的是好的，庸俗是不好的；深刻是好的，浅薄是不好的。但是一个社会能够健康运转，往往不取决与它的伟大深刻之物是什么，而是它的庸俗浅薄之物是什么。

狄更斯是花园，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深渊。深渊确实能够展现出更诡异的奇观，但是整个社会不能站在深渊边缘，它会坠落的。一定要有人间的花园在后面牵着它，告诉它庸俗而平安的生活是多么可贵，告诉它深渊里不止有奇观，也有灾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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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遗憾，俄国文化里缺少这样的压舱物。

就俄国文学来说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泛道德化，甚至泛宗教化；崇尚精神，贬低物质；崇尚情感，鄙视理性。这一点从他们对西欧的态度就能看得出来。

金雁老师说过一段话：

俄国所有数得着的伟大作家——普希金、莱蒙托夫、果戈理、托尔斯泰、陀斯妥耶夫斯基、霍米亚科夫、车尔尼雪夫斯基、索洛维耶夫等无一不是反对私有制的，他们反感西方的理性主义，认为理性导致了心灵的分裂，他们更相信心灵而不相信理性。

这段话并不完全正确，比如屠格涅夫可能就是个例外。但是作为整体倾向，无疑就是这样。熟悉俄国文化史的人都知道，俄国有过所谓的“斯拉夫派”和“西欧派”之争。但是就连那些“西欧派”，一旦真去了西欧，也都大失所望。按理说，当时的西欧比俄国要先进得多，老百姓生活也富裕得多，但是他们还是非常非常失望。

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发现西欧太“庸俗”了。什么潘趣酒，什么鸭绒被，什么汤婆子，天天沉迷于这些东西，简直俗不可耐。

就拿赫尔岑来说，他可是“西欧派”的健将，可他到了西欧转悠一圈后，心情无比失落。他承认荷兰人又富裕又文明，生活舒适，但是“思想水平、审美情趣糟透了，生活空虚。除了外界的冲击有时带来一点差异以外，只是单调的循环。”俄国以后决不能走这条道路，一点英雄气概都没有！

江弱水老师对赫尔岑说过一段刻薄话：西方的商业社会和市民阶层及其平淡安稳的生活非俄国人之所欲，最终还是艰苦的反抗、高贵的牺牲中呈现的人格光辉打动得了他们。一句话，俄罗斯无苦不欢。

可赫尔岑几乎已经是俄国精英知识分子里最开通的一个了。在这方面，可能只有屠格涅夫和契诃夫能和他相比。可说到伟大的契诃夫，你翻翻他的小说，里面至少有一半都是在反抗“庸俗”。

对“庸俗”的极端厌恶是俄国文化的一个谜。从这里，多少也能明白他们为什么会热衷于描写苦难。这不仅仅是因为那片土地盛产苦难，也是因为他们本质上对苦难就是有种迷恋。苦难不庸俗，至少不像鸭绒被和汤婆子那么庸俗。

鄙视庸俗导致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：崇拜伟大。俄国作家的书是大的，思想是大的，精神目标也是大的。他们不喜欢点点滴滴的功利性改进，而是喜欢有个宏伟的东西，对所有问题做个一揽子解决。而这种崇拜又曲曲折折导致了“慕强”心理。

从这里也能解释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。俄国文化精英极度“泛道德化”，把一切问题几乎都归结为道德，但是他们又能对非道德的暴虐视而不见，甚至主动为之辩护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就像普希金在《青铜骑士》里描写的那样，“伟大”和“道德”往往很难兼容，最后，对道德的极度关注变成了道德的虚无感。S.弗兰克说：“虚无主义的道德主义是俄国知识分子最本质的特征。”

道德家和犬儒最后接上了头。他们也不得不接上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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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国文化确实很灿烂，很伟大，让人着迷。它是庸俗的反面，但庸俗的反面未必就是健康，也可能是某种病态。而正是这种隐藏的病态，让它更加让人着迷。所以，“为什么俄国文化这么灿烂，俄国的运转却有这么大的缺陷”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的。这种灿烂的文化，正是它缺陷的一部分。

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一个短篇小说《涅朵奇卡》，真的是非常非常迷人的一篇小说，几乎每一页都闪着光焰。小姑娘涅朵奇卡把全部的爱都奉献给了爸爸，一个卑鄙自私的落魄艺术家，无怨无悔。这种爱写出来真的是动人心魄啊，没有一点庸俗的影子。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心爱的主题之一。但是，如果让狄更斯奇去评论的话，他一定会诧异：她不该爱上这么一个人啊！这个人不值得她去爱啊。

用全部身心爱上不值得爱的人，这就是一个小小的象征，象征着俄国文化的心灵之谜。狄更斯这么心智健全平稳的人，能懂得什么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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